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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沙市马坡岭,从一条小路进去,拐弯处有一个院子——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  当院子里只有3栋员工宿舍时,第一批来所里的湖南桃源小伙子印遇龙在宿舍后面建起了一栋猪舍。  “要研究猪,必须自己养一头猪。”几乎没有人料到,这一“养”就是30多年,“养”出了一个国际知名的畜禽健康养殖中心,“养”出了一位中国工程院院士。荣誉不断,成果等身,为养猪业奔忙的印遇龙依然自嘲是个“养猪的”。  3月中旬,记者走进这个院子,试图走近印遇龙沉浸其中的“猪世界”。
前辈一番话,改行结“猪缘”  10多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堆了好多书。桌上,两尊憨态可掬的猪雕像笑意盈盈,那是学生们送给恩师印遇龙的礼物。  时间倒转到30多年前,印遇龙大学毕业分配到所里工作时,并没有想过研究猪。  当时的副所长刘更另是土壤肥料与植物营养学家,他认为养殖业有着更大的发展空间,特别是第一大肉食来源的生猪养殖,国内饲料产业还没起步。于是,期望放在了吃得苦的小老乡印遇龙身上。  印遇龙学的是生物,研究生猪养殖相当于改行,谈何容易?在被派到华中农大进修的一年多时间里,印遇龙如饥似渴地学习,回所后便开始了研究。  为了节省科研经费,他拉着板车去买猪。有个冬天的傍晚,买猪回所里的路上,人车猪一齐掉进了冰冷的水塘。  研究中要给猪做手术。兽医请不到,医生又不乐意干。他只好从桃源老家请来行医的亲戚,趁着周末坐车到长沙操刀。  饲料的种类来源越多,研究结果越有说服力。“那时买杂粮还要票据,老家的亲戚、同事有些票据没花出去,我打听到就收集过来,买杂粮给他做实验,也不晓得家里贴了多少钱,就是想帮帮他。”印遇龙的妻子陶立华回忆道。
两次出国深造,回国继续“养猪”  1986年和1994年,因工作业绩突出,印遇龙先后两次前往德国、英国和加拿大学习与工作。特别是第二次出国,妻儿同行。  在地球的另一端,他决定回国。带回来的,除了国际视野,还有自费购买的价值1万多美元的化学试剂和手术器械。  刚到德国时,印遇龙提交的一份实验方案,被Oslege教授质疑:“这个研究我们都不敢做,你能完成吗?”  当印遇龙发表论文后,1年多时间里,Oslege教授3次给他增加科研经费和生活费。2年留学期满,Oslege教授决定长期聘请他留下来做研究,并再一次提高了待遇。  “当时,我也曾心动。但我平静下来一想,我从一个不懂事的农村孩子到取得成绩,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培养。我婉拒了Oslege教授的好意。”印遇龙知道,回国后等待他的是非常艰难的一段路。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市场上猪肉产品紧缺,亟需研制出高质量的饲料,缩短肉猪的出栏时间,梦想着“让猪吃下去的东西全部变成肉”。各种猪饲料的转化率究竟怎样呢?印遇龙和课题组成员一起,提出研究“猪饲料营养物质与代谢产物回肠末端消化率测定新技术”。  蛋白质、氨基酸、微量元素等营养物质的消化率,是指导猪饲料配方的重要参数。如果仅仅用粪分析方法,因大肠特殊环境的影响,数据会受到干扰;只有同时测量回肠食糜,才能得到真实数据。  测量回肠食糜,传统方式是屠宰实验用猪,一个样品要用掉一头猪。1986年进入课题组的黄瑞林研究员,还记得印遇龙回国后引进的瘘管手术新方式,“当时是国内第一家”。  印遇龙带领团队买来实验材料,动手制作当时国内较先进的猪代谢笼。更难的,还在后头。  他们用三轮车、平板车搬运和人工配制试验饲料2.5万多公斤,收集猪粪1万多公斤、猪尿5000公斤,分析样品达4万多次。特别是猪回肠食糜的收集,按实验要求,每隔7天就要连续收集2天,2天中每隔半小时就要在猪回肠中掏一次,并及时称重、烘干、磨碎,接着进行10多种营养成分的分析。  猪粪臭味难闻,食糜臭味更冲,肥皂也难得洗净。有一年夏天,因实验室造成办公大楼充满了臭味,所领导准备找印遇龙谈一谈,但走到实验室,看见门窗紧闭,印遇龙几个人顶着炎热和腥臭在工作,不忍心说了。  就这样,印遇龙团队率先对中国40多种单一猪饲料原料和18种混合日粮中回肠末端表观消化率进行了系统测定,在此基础上制定了生长猪有效氨基酸的需要量。这些研究成果被收入中国饲料库,在行业内广泛应用。  1999年,印遇龙阔别祖国6年后,作为中科院“百人计划”专家再度回到所里,组建了农区畜牧健康养殖研究中心,开始了第二次艰苦创业。  “当时没地方住,我又不愿住宾馆,怕给所里添麻烦,反正就我一个人,便在办公室住了3年,天天吃食堂。”印遇龙回忆,最难过的是春节,吃着方便面继续干。
多长“放心肉”,管好猪屁股  如果用3句话概括印遇龙30多年的研究脉络,那就是:如何让猪长得快?如何让“放心肉”上餐桌?如何实现生态养殖?  这是一个从猪嘴巴到猪屁股的全程管控过程,也是中国走过猪肉短缺阶段后,顺应市场对品质和环保需求的必然过程,更是一个科学家对猪的营养密码不断破译的艰难过程。  瘦肉精、抗生素、重金属残留,一度让“放心肉”稀缺。印遇龙带领团队迎难而上。  仔猪断奶会引起一系列的应激反应,堪称“最难养的猪”。印遇龙团队从分子水平上揭示了功能性氨基酸促进仔猪生长的机制,并研制了具有抗生素和激素功能的药用植物营养调控剂,临床抗生素的用量明显下降。  价格昂贵的L-精氨酸具有重要的生理、代谢和营养作用。印遇龙以味精为原料合成出了价格仅为精氨酸十分之一的精氨酸生素,在猪体内能生成精氨酸,并且没有抗生素和兴奋剂残留。  “半胱胺、亮氨酸和牛磺酸等功能性氨基酸可调控氮代谢技术”,则能在低蛋白水平上使猪的体形和肉质得到改善,避免了瘦肉精的使用;“氨基酸金属螯合物技术”,能在猪营养和生长效果无显著差异情况下,使微量元素得到安全利用。  饲料蛋白质转化率低的“捣乱者”,也被印遇龙发现,并找到了“克星”。他在此基础上开发了畜禽低氮低磷排放环境安全型日粮技术,被国内外企业广泛应用。美国营养学会会刊称赞,解决了国际猪营养学和饲料科学研究与应用中的许多重大技术难题。  “我国养猪业年产值约1.7万亿元,与汽车工业产值相当。联盟要探索一条创新引领我省生猪生态养殖技术的发展之路,为畜牧业升级提供模版。”作为国家生猪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发起人和盟主,印遇龙还挑起了更重的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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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遇龙院士:“养猪”自有大学问

在长沙市马坡岭,从一条小路进去,拐弯处有一个院子——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 当院子里只有3栋员工宿舍时,第一批来所里的湖南桃源小伙子印遇龙在宿舍后面建起了一栋猪舍。 “要研究猪,必须自己养一头猪。”几乎没有人料到,这一“养”就是30多年,“养”出了一个国际知名的畜禽健康养殖中心,“养”出了一位中国工程院院士。荣誉不断,成果等身,为养猪业奔忙的印遇龙依然自嘲是个“养猪的”。 3月中旬,记者走进这个院子,试图走近印遇龙沉浸其中的“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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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出国深造,回国继续“养猪” 1986年和1994年,因工作业绩突出,印遇龙先后两次前往德国、英国和加拿大学习与工作。特别是第二次出国,妻儿同行。 在地球的另一端,他决定回国。带回来的,除了国际视野,还有自费购买的价值1万多美元的化学试剂和手术器械。 刚到德国时,印遇龙提交的一份实验方案,被Oslege教授质疑:“这个研究我们都不敢做,你能完成吗?” 当印遇龙发表论文后,1年多时间里,Oslege教授3次给他增加科研经费和生活费。2年留学期满,Oslege教授决定长期聘请他留下来做研究,并再一次提高了待遇。 “当时,我也曾心动。但我平静下来一想,我从一个不懂事的农村孩子到取得成绩,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培养。我婉拒了Oslege教授的好意。”印遇龙知道,回国后等待他的是非常艰难的一段路。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市场上猪肉产品紧缺,亟需研制出高质量的饲料,缩短肉猪的出栏时间,梦想着“让猪吃下去的东西全部变成肉”。各种猪饲料的转化率究竟怎样呢?印遇龙和课题组成员一起,提出研究“猪饲料营养物质与代谢产物回肠末端消化率测定新技术”。 蛋白质、氨基酸、微量元素等营养物质的消化率,是指导猪饲料配方的重要参数。如果仅仅用粪分析方法,因大肠特殊环境的影响,数据会受到干扰;只有同时测量回肠食糜,才能得到真实数据。 测量回肠食糜,传统方式是屠宰实验用猪,一个样品要用掉一头猪。1986年进入课题组的黄瑞林研究员,还记得印遇龙回国后引进的瘘管手术新方式,“当时是国内第一家”。 印遇龙带领团队买来实验材料,动手制作当时国内较先进的猪代谢笼。更难的,还在后头。 他们用三轮车、平板车搬运和人工配制试验饲料2.5万多公斤,收集猪粪1万多公斤、猪尿5000公斤,分析样品达4万多次。特别是猪回肠食糜的收集,按实验要求,每隔7天就要连续收集2天,2天中每隔半小时就要在猪回肠中掏一次,并及时称重、烘干、磨碎,接着进行10多种营养成分的分析。 猪粪臭味难闻,食糜臭味更冲,肥皂也难得洗净。有一年夏天,因实验室造成办公大楼充满了臭味,所领导准备找印遇龙谈一谈,但走到实验室,看见门窗紧闭,印遇龙几个人顶着炎热和腥臭在工作,不忍心说了。 就这样,印遇龙团队率先对中国40多种单一猪饲料原料和18种混合日粮中回肠末端表观消化率进行了系统测定,在此基础上制定了生长猪有效氨基酸的需要量。这些研究成果被收入中国饲料库,在行业内广泛应用。 1999年,印遇龙阔别祖国6年后,作为中科院“百人计划”专家再度回到所里,组建了农区畜牧健康养殖研究中心,开始了第二次艰苦创业。 “当时没地方住,我又不愿住宾馆,怕给所里添麻烦,反正就我一个人,便在办公室住了3年,天天吃食堂。”印遇龙回忆,最难过的是春节,吃着方便面继续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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